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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世人皆知阳明先生格竹七日七夜而不得圣人之理，转而得出“致良知”的心学主旨。然而，却鲜有人知晓阳明龙场悟道悟得“毛竹四法”。毛竹四法为“德、操、时、容”四点气象，乃阳明先生站在心学立场上提出的君子之道，于今人正心诚意、立己修身仍大有裨益。

　　明正德元年（1506年），刘瑾乱政，王守仁抗疏忤旨，遭诏狱、廷杖后，谪贬于贵州修文县任龙场驿丞。正德三年（1508年）风尘赴任，阳明率人伐木筑宅，建有何陋轩、君子亭之所，作《君子亭记》。

　　何谓“君子亭”？据《君子亭记》所载：“阳明子既为何陋轩，复因轩之前营，驾楹为亭，环植以竹，而名之曰‘君子’。 ”可见，君子亭不过是王阳明在家门口极简陋的亭子周围栽种了一圈竹子，美其名曰“君子亭”而已。但他却能在仕途飘摇、人生坎坷之际，因陋就简，以粗陋竹亭寄托坚贞旷达之志。

　　《君子亭记》有云：“竹有君子之道四焉：中虚而静，通而有间，有君子之德。外坚而直，贯四时而柯叶无所改，有君子之操。应蛰而出，遇伏而隐，雨雪晦明，无所不宜，有君子之明。清风时至，玉声珊然，中采齐而协肆夏，揖逊俯仰，若洙泗群贤之交集；风止籁静，挺然特立，不挠不屈，若虞廷群后端冕正笏，而列于堂陛之侧，有君子之容。竹有是四者，而以‘君子’名，不愧于其名；吾亭有竹焉，而因以竹名，名不愧于吾亭。”“德、操、时、容”之毛竹四法，由此而来。

　　竹既为“岁寒三友”，又是“四君子”之一，因其身形挺直、万古长青，常被赋予高雅、纯洁、虚心、有节、刚直等精神品质。文人爱竹，常借竹以比德，苏轼《于潜僧绿筠轩》诗曰：“可使食无肉，不可居无竹。无肉令人瘦，无竹令人俗。”可谓道尽竹之清雅淡泊。郑燮的《竹石》诗云：“咬定青山不放松，立根原在破岩中。千磨万击还坚劲，任尔东西南北风。 ”更是脍炙人口。王阳明寓君子之道于毛竹之中，则是强烈地指向圣贤之路的道德实践，《君子亭记》因而有更深层次的人格修养内涵。

　　“君子”一词最早见于《尚书》，流行于西周。 《说文解字》中载：“君，尊也。从尹，发号。”“君”本指传统社会中的国君，指发号施令的指挥者和统治者，“子”是古时对男性的尊称。“君子”最初是对统治者的泛称，常常与被统治的百姓、民众相对立。而到了春秋末期，礼崩乐坏，《论语·述而》中有孔子对当时君子的评价，所谓“德之不修，学之不讲，闻义不能徙，不善不能改”。基于社会治理和维系传统社会政权的需要，孔子对“君子”提出了系统的德性的要求，经后人不断承传阐释与躬行实践，使得君子逐渐定型为一种理想人格。后来“君子”一词，泛指有德行有修养的人，敦厚、儒雅、端庄、从容都为其品质，具有道德隐喻性。

　　到了王阳明所处的明朝，政治朽坏，掌握国家权力的政府官员们不重克己修身，虽口头称颂“君子之学”，但已很难做到德位相配。孔子曰：“修己以敬，修己以安人，修己以安百姓。”所以，王阳明在发轫君子之道时，首重其德。“中虚而静，通而有间”，王阳明认为，竹子中空静笃，畅通却又有竹节相隔，虚、静、通、间四个特征，分别对应着君子应秉持的谦虚、宁静、通达、条理。君子修德，首重虚静。内心的宁静淡泊，是君子修身的关键，“虚静”是心的本质，指人的精神进入一种无欲望无得失无功利的极端平静的状态，这样外在事物的一切美和丰富性就会展现在眼前。如此才不至于被“功利之毒”浸淫。无功利地秉持君子的道德准则以修心之时，才能超脱汲汲于君子之名的名位要求，而返朴到内心敬守君子之实的本性修养。

　　至于通达和条理，《传习录》中有言：“盖其心学纯明，而有以全其万物一体之仁，故其精神流贯，志气通达，而无有乎人己之分，物我之间。”又有“禽兽与草木同是爱的，把草木去养禽兽，又忍得。人与禽兽同是爱的，宰禽兽以养亲，与供祭祀，燕宾客，心又忍得。至亲与路人同是爱的，如箪食豆羹，得则生，不得则死，不能两全，宁救至亲，不救路人，心又忍得。”君子之通达，指的是心念的通畅明达，君子之条理，指的是内心的准则和外在事物的规矩。通而又间，一方面是指人的内心秩序与外物秩序之间的和谐；另一方面也是指心念明达懂得变通的同时，也应谨守客观的规矩和分寸。可见，“中虚而静，通而有间”，既强调个人内心的德性修养，又注重把握对外道德实践时的分寸和准则。

　　“外坚而直，贯四时而柯叶无所改”，君子之操说的是要有内心的持守，不以外在环境的变迁和人生际遇的不同而改变。孔子说，“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，造次必于是，颠沛必于是”。今日所说的“不忘初心，牢记使命” ，同样是要求我们坚守初心，方得始终，亦如“老当益壮，宁移白首之心？穷且益坚，不坠青云之志。”

　　“应蛰而出，遇伏而隐，雨雪晦明，无所不宜”，君子之时是指面对不同的境况，须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，无所不宜但又须遵从君子之志。子曰“无可无不可”，孔子“可以仕则仕、可以止则止、可以久则久、可以速则速”。王阳明谪贬贵州龙场，因地制宜建屋筑宅，悟道讲学，正如孟子曰：“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”。

　　君子之容是指外在的威仪和气象。这不同于老子告诫孔子的“良贾深藏若虚，君子盛德，容貌若愚”，阳明先生所强调的君子之容，其实就是朱熹所说的“整齐严肃”，是主张以内敬与外义相兼善而进修其德，如“正衣冠，尊瞻视”之类。王阳明认为君子的个人修养，乃是内外兼修，内修其德，外修其容。而外在威仪和气度的培养，同样是着眼于君子人格的道德树立的。

　　总体来看，王阳明《君子亭记》是其龙场悟道时期对君子之道的识见，文章的比德之妙，不逊于周敦颐之《爱莲说》。“毛竹四法”祈向的，是成圣成贤的道德实践，这就是阳明心学与程朱理学最大的差别。“德、操、时、容”四法，是君子之学的多层面展开和具体实践，乃知行合一的践履举措，而非纯知识层面的探索。这就有别于前人对君子之道仅停留在内心自省阶段的认识，而赋予了当今人们在提升自身德性修养时，更广泛的实践借鉴意义。（作者朱浩泉 系中共中央党校（国家行政学院）文艺学硕士研究生）